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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人为什么爱罢工？他们究竟在抗争什么？

巴黎的市政厅广场

总体上，查尔斯·蒂利和巴林顿·摩尔同属一派，他们认为：一定社会背景下，民众的选择和行动无可避免，并非每个国家都能以和平方式完成渐进式的“现代化”；同时也肯定某些特定社会条件下“抗争”的宝贵意义。查尔斯说道：“事件的参与者甘愿冒风险投身于其中，可以看作是一种信号，这种信号可以显示能否发动新的斗争以争夺权力，或者显示旧的权力斗争是否产生新的结果。”

就法国而言，近四个世纪的抗争，分别源自不同矛盾——17世纪，农民抵抗地方领主重税；18世纪，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；19世纪，劳工与集中资本作斗争，亦有不同集团间争夺利益；20世纪，体现为不同团体追求权益的运动。从标志性事件看，分别有1661年经济全国市场化，1789年组织化资产阶级普及，1848年全国范围工厂罢工，1905年组织者变化，工人意识突出。从行为特点看，1650至1850时间段，呈现区域性和庇护性；而1850至1980时间段，则表现出全国性和自主性。

17世纪：刀剑、钱袋和面包

1600年前，法国没有做到中央集权，而是一个不稳定的、以巴黎为中心的联邦制国家，国王对基层管理依靠地方贵族。17世纪的频繁战争，促使王室征税加重，比如土地税、盐税、关税、营业税等，因此王室对政府官员和包税人的仰赖越来越重。法国政府的行动，目的不是建设有效率的机构，而是拓展自身的实力，但又深陷其中。国家将特权和利润都给包税人，这些人预付好金钱，再换取自己在地方征税的权力，从而横征暴敛，为自己牟利。17世纪主要出现的是大规模民众抗税行动，包括乡巴佬起义、赤脚汉起义、红帽起义。该世纪最大起义是投石党起义，然而它最终失败。其意义在于使地方精英听命于国王，精英不再与民众合谋；也产生新的征税方式，包括间接征税、操控货币、出售特权、借贷。

随着“战争频繁—军队补给—敛钱—金融操作”的循环，当时局面符合重商主义原则；国家逐渐具备层级结构清晰的军队，并有配套供应和支援团队，大规模采买物资和服务。国家军事化，最终效果却是王室行政机构的文官化。王室解除不受控制的地方、个人和团体武装，并拓展王室官员的数量和权力范围。国王从和地方权贵分享权力，变为和数以千计的文官分享，这加强了王室对资源控制权，以及大臣们可以处置的资源。

18世纪：资本主义的收割

18世纪，反抗资本主义扩张的斗争越来越广。按马克思主义观点，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决要素是“土地”，所谓无产阶级最早的标志正是：没有个人土地，而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劳动者。只有如此，资本家才能通过资本运营，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。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起点，无疑从“收割”无土地的人开始。

土地集中化程度越高，小农和佃农越难把握自身命运。当食物运往全国市场时，普通民众容易遭遇危机，他们的工资不能负担迅速增长的粮价。然而，18世纪的发展，又造就大量无产者。农民失去在土地狩猎、捕捞、放牧等赖以维生的权利，因此争斗。所有规定都在向利于富农和食利者的方向发展。国家提倡资本积累，消灭小农户，增加劳动力，他们变为工人，但依然受到剥削。

当时，贵族平均收入为8000里弗尔，是一名熟练工匠的16倍，一名农夫的60倍。通过贵族头衔的荣耀之路是担任官职，官职亦可以购买。贵族是更活跃的资本家，使农民商业化、农民无产阶级化，其根本性区分正在于劳动力和资本之间。

18世纪的民众反抗，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。纵然有“法国大革命”这样闻名世界的行动，但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，法国并没有真正成为现代国家，而依然在帝制、封建制、共和制之间摇摆。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革命者（及其委员会）以国家之名从市政府抢过大权，形成以巴黎为中心的全国性网络，暂时实现了中央集权，取代了旧制度的间接性统治，后来又被掌权者沿用下来，真正形成中央集权结构。

革命重组管理结构，将地方社区直接纳入到民族国家中去，已经建立统治权力直达每个村庄的中央集权式国家。税收达到统一，形成国家财政，结束了国家对地方上增加收入能力的依赖，取消了各地方联合起来反抗王室税收的特权。政府前所未有地成为雇主。法国对腹地进行严格管控的权力，终于成功。